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隨筆（一）——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fā)展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開端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可以說從盤古開天辟地開始吧，一直延伸到清朝的中后期，也就是1840年。在這幾千年的光景中中國的思想文化都處在不斷發(fā)展中，有高峰有低谷，也有各種思潮此起彼伏，思想文化的不斷發(fā)展對我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那么今天我就來談一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以及它對中國的影響。

　　如果把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比作為一條河，那么炎帝黃帝的時代就是這條河的源頭?；实酆脱椎凼巧钤谥性貐^(qū)的先民，可以說這里就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起源，因此中國人都喜歡稱自己為炎黃子孫、華夏兒女。在炎帝和皇帝時期我們的先民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為以后中國的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思想文化基礎。在這個時期，皇帝和炎帝在農業(yè)、醫(yī)學、天文地理、文化藝術、手工業(yè)、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步。這些重大的進步促使早期的中國由采獵文明向農業(yè)文明的過渡，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表現。在炎帝和皇帝的不斷探索和創(chuàng)新中，他們是遵循了一定的原則的，那就是和諧的意識，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另一方面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我想和諧的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組成部分?！抖Y記·禮運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边@句話也說明了早在炎帝和皇帝時期就確立了選賢任能的原則，并且也對人的基本品質做出標準，告訴我們要博愛。炎黃時代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各項事業(yè)的起步階段，在農業(yè)手工業(yè)方面的成就促進了后世的經濟發(fā)展；而公天下和選賢任能的政治思想促進了后世了政治的發(fā)展；其中最重要的和諧思想為中國古代的思想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夏商周時期，源頭活水已經匯聚成小溪，并不斷走向壯大。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就是文字的不斷發(fā)展和走向成熟，由甲骨文到金文，是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文字的成熟使得生活中的各項事業(yè)都得以記錄下來，為后世的研究和考古留下了寶貴的資料。我想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書籍就是《周易》了。它繼承了前一時期的和諧思想，通過觀察星像和自然的變化，通過占卜的形式把人和自然天然的聯系在一起，無論什么等級的人物、無論做什么樣的事情，都要遵循上天的旨意，做到天人合一。這也為王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解釋，從而對維護社會秩序、加強統(tǒng)治、促進民族融合、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時期的思想對春秋戰(zhàn)國乃至今日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華民族的文化長河已經初具規(guī)模，并且像從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長江，各種思想流派的碰撞，撞出了人類思想史上的最美浪花，這一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了一個頂峰，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種思想的相互碰撞，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然這種思想爭鋒的局面與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是分不開的，戰(zhàn)國七雄、春秋五霸相互爭霸，使整個社會陷入分裂的局面，這就為各種思想的雄起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客觀環(huán)境。各家思想為了取得統(tǒng)治者的親睞，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不斷發(fā)展也反作用與政治，促進了中國古代政治的發(fā)展，為我國從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奠定了思想文化上的基礎。

　　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tǒng)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tǒng)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其內容是禮治、德治和人治。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guī)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wěn)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guī)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儒家的 “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fā)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并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tǒng)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 “德治”主義和 “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 “德治”強**化的程序，而 “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fā)展為“為政在人”、 “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儒家的思想在中國的歷史的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道家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稱之為道家。道家崇尚自然，返樸歸真；主張唯道是從，無為而治；強調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道家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傳統(tǒng)的整體思維方式。墨家思想在這個時期也占有重要地位。墨家主張兼愛，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尚賢，不分貴賤唯才是舉。尚同，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規(guī)律。節(jié)用，節(jié)約以擴大生產。反對奢侈享樂生活。節(jié)葬，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這個時期的各種思想文化，不僅展現了中國古代先民的智慧，而且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甚至今天人們的生產活動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秦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制王朝，政治的發(fā)展卻給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毀滅性的打擊，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焚書坑儒，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思想也遭到了滅頂之災。然而法家的思想卻在秦朝得以發(fā)展壯大，為中國古代的法律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漢朝時期也是一個思想巨變的時代，著名的儒學大家董仲舒通過對儒學的改造，取得了漢武帝的親睞和支持，從此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在中國得以形成，儒家學說成了中國的正統(tǒng)思想。漢朝時期的新入學其本質是外儒內法，強調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可見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并沒有脫離人與自然和諧的范圍，而是對其不斷地探索和深入的研究。 在宋元明清，儒學又有了新的發(fā)展，那就是理學。理學在很多方面對儒學的發(fā)展起著積極地作用，但是有很多方面卻是倒退，加之科舉考試的僵化，是近代中國不斷落后的重要原因。

　　總之，中國的古代思想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圍內都起到了重要影響，對世界的文化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發(fā)展，更是影響深遠。近代以來，雖然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重新認識和解讀經典，必然賦予經典以嶄新的意義。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中最值得珍惜的傳統(tǒng)。它并非僅存在于吾人心靈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個中國人內心的觀念和價值。這珍貴的傳統(tǒng)從未與時代脫節(jié)，且處處預示了每個時代的時代性。因此，我們應當將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生活緊密相連，開創(chuàng)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儒學社會主義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獲得張舉，進而成為現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續(xù)它的光輝傳統(tǒng)。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隨筆（二）——讀《明儒學案》

　　《史記》、《漢書》的《儒林傳》,《后漢書》的《文苑傳》,《宋史》的《道學傳》,分別記載當時的學術人物,但還不是專門的思想發(fā)展歷史著作.中國最早的思想史專著是明末清初黃宗羲的《明儒學案》.

　　孔子的“仁”、“有教無類”、辦私學,晚年勤奮編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貴君輕、性善論；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老子的“道”和“無為”；莊子的唯心哲學；韓非的以法為本.這些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先人在改造自然、發(fā)展自己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體現了他們對人生、對社會、對自然的認識及感悟,充滿了智慧；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傳統(tǒng)、精神風貌、價值取向.這些集中體現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蘊藏在古代文化的典籍中,體現在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動里.在學習古代文化時,要注意挖掘蘊藏的民族精神；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團結統(tǒng)一、愛好和平的和諧意識；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思想：與時俱進、自強不息、變革的思想；浩然正氣的正道之行和道德情操；有容乃大的開放意識和博大的胸懷；天下為公、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天人合一、自然與社會統(tǒng)一性、整體性的思想；仁愛寬恕、厚德載物的精神；崇尚氣節(jié)的人格修養(yǎng)；敦厚守信、忠于職守的誠實態(tài)度；國家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念；舍生取義,勇于犧牲的英雄精神；尊老愛幼,孝敬父母的孝道傳統(tǒng)；勤儉節(jié)約等.

　　春秋時期,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禮”,主要內容是“仁者愛人”、“克己復禮”.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絕對權威政治,上提倡“無為而治”.

　　戰(zhàn)國時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且主張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張“性惡論”.墨家創(chuàng)始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莊子提出“齊物”,即任何事物本質上沒有區(qū)別.法家的韓非主張法、術、勢結合.

　　明朝建立的時候,歐洲文藝復興方興未艾,思想開始解放，中世紀社會走向瓦解.而明朝選定的官學——朱熹道學,卻有嚴重的禁欲主義傾向，向中世紀回歸.明朝后期,出現了李贄為代表的異端思潮,對道學開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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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每況愈下,社會各階層對傳統(tǒng)的官,方,儒家正統(tǒng)思想產生了懷疑.士大夫內部出現了戴震批判朱熹理學的呼聲,和龔自珍提倡放棄考據訓詁之學,轉而講求經世之務的主張.民間則出現了將基,督教移植到中國民間宗,教傳統(tǒng)的“拜上帝教”,來對抗孔子,并形成了一此氣勢空前的反抗清朝統(tǒng)治的民變——太平天國.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就文化的載體文字而言,漢字的誕生時間尚難以考證,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19世紀末發(fā)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發(fā)現的報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郵陶文等.中國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傳統(tǒng),注重人倫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進入春秋戰(zhàn)國,產生了諸子百家,漢以后成為儒家社會,東漢前后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都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數千年中國杰出首領的代表.中國神話有盤古開天辟地的說法,顯示盤古可能是早期開辟疆土的領袖.女媧補天造人的神話,則表明女媧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領.傳說燧人發(fā)明鉆燧取火,神農開創(chuàng)農業(yè)及醫(yī)藥,伏羲教民??漁、獵、畜牧,創(chuàng)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五帝時期,黃河水患嚴重,大禹以疏導之法成功治水,被推為王.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備的宗法制度確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長子繼承制的法則上加以嚴格規(guī)范與執(zhí)行.標志為嫡長子繼承制、土地分封制與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禮儀”對每個士族成員有極大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實際上宗法制度已經成為一種未成文的習慣法.在宗統(tǒng)范圍內宗廟里祭祀輩分之親疏,即規(guī)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廟里的譜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體制,下,“國”與“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擴大的,“家”的精神乃成為各級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開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響卻長期籠罩著中華社會.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給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人天下只有一個共主的觀念,這種思想也為秦漢帝國的建立與統(tǒng)一奠定基礎.宗法制度的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影響,也不限于統(tǒng)治階級,它在后世成為平民社會宗族概念的基礎而普遍傳承.

　　商周時期的中國人尚未產生長生不死的神仙觀念，也未有佛教宣導的輪回轉世的思想.但當時的人也已經認為人死后會變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會在陰間延續(xù).因此商周時代人們認為人死后的靈魂依然繼續(xù)關心影響人世之事,這導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夠得到鬼神的保護在于祭祀典禮是否恰當.商朝卜問的工具多為龜甲或骨頭,而周人卜問的工具已經轉為由陰陽符號組成的八卦及擴充而來的六十四卦來表示吉兇.到了西周晚期,統(tǒng)治者與士人已對天命產生懷疑.士人逐漸看重“民心”,而獲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這后來就成為儒家主張“德治”的依據.

　　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思想開放運動其規(guī)模之大歷史之長也為僅見.人文思想在此時期也成為中國哲學的支柱.諸子百家在這個歷史階段各自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處世思想,其中,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張崇尚倫理道德的儒家、為老子、莊子、列子所主張崇尚自然無為的道家、為墨子所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為商鞅、韓非所主張刑,名,權,術的法家與后來的佛家思想并為后世中國最重要的五種思想.

　　秦漢時期也為中國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礎.秦始皇焚書坑儒,在政治上統(tǒng)一了中國之后,又統(tǒng)一度量衡.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之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正統(tǒng)思想.儒家思想能夠經兩千年而延續(xù)中國正統(tǒng)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經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的補充與改造,已經綜合先秦時期各種思想于一體,并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而以探討先秦儒家思想為目的的經學也在在漢朝成形,成為傳統(tǒng)中國學術的重心.

　　漢末魏際天下大亂,乘時趨勢者,不以道義為重.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清談所標,皆為玄理.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多治老、莊,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佛,教于是與中國學說融合；或以佛與儒、道諸書并稱,漸為儒釋道之溝通融會.

　　玄學是漢唐兩個盛世之間四百年動亂期的主流思想.玄學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現于這個時期.玄學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與王弼致力于融合禮教與玄學,使禮教玄學化.而阮籍與嵇康則帶頭形成一股拋棄禮教、解放個性的風氣,帶動了歷史上第一個個體解放的反傳統(tǒng)運動,在當時及往后數百年成為一股潮流,許多士人仿效他們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宋朝理學的形成是傳統(tǒng)儒學的一次復興.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兩漢,然又中衰于魏晉隋唐時期,后復興于宋、元、明、清.宋代對儒學的復興并不是如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轉向于對經典的思想內涵的探討與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加以注解,成為《四書集注》,并取代了五經的地位.傳統(tǒng)儒學經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宗師言行的崇奉與詮釋,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與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縣都建孔廟對孔子加以供,奉.儒學之盛由此可見.

　　北宋中葉,融合儒、釋、道為一體,并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理學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學雖在倫,理與國家學說相當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卻較薄弱.宋以后,理學將道德的自覺提升到對“圣”的向往與實踐,因而發(fā)揚光大了先秦儒學最核心的道德學說.理學將道德落實在大學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宇宙理論方面,理學建立了“與天地萬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運行的天理強化人倫之理的正當性,并以天理的正當性,克制個體對自我功利與感性快樂的追求.理學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個體的自覺上,以講求個體的修養(yǎng)達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學細密地分析、實踐地講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終達到“內圣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yōu)于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理學的發(fā)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為朱熹和陸九淵；轉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為王陽明.理學的理論發(fā)展,可謂由“氣”到“理”,從“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強調區(qū)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終；理學理論終走入無法突破的終極,因此理學在經由轉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歷程,被心學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學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對理學家而言,要改良社會改良風俗,只能從禮教著手.為了普及禮教,朱熹等南宋理學家開始為一般民眾編訂簡易的《家禮》與《鄉(xiāng)約》,做為常人的社會生活與居家儀節(jié).這些規(guī)范成為以后數百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準則.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學家還編寫了一些蒙學教材,如小學、百家姓、三字經等.除了圖書外,朱熹創(chuàng)始以書院作為理學的修習場所與宣講之重要場所.明中葉以后,各地出現大量的“講會”,透過宣講理學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層.另外,透過娛樂、說書、戲曲等等手段,理學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晚明實學思潮造成這個時期學術文化的生機蓬勃,而且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xù)到清初.更發(fā)展出博學派、經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視實用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y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yè)、水利、等技術分枝都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科學總結和新的開創(chuàng).清代中葉之后,由于經濟的繁榮及文字獄的壓迫,考據學大興.在文獻學方面,有集全國之力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也有各個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國現存地方志高達八千多種,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種,清代有五千五百種.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留給后世寶貴的遺產.

　　明末清初的學者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習西洋文化的風氣,涌現了王徵、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學習西學的先驅.這也是中國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觸及外來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機.遺憾的是,康熙后期發(fā)生羅馬教廷與滿清朝廷對宗教儀節(jié)認知不同的“儀禮之爭”,導致接續(xù)的雍正、乾隆、嘉慶朝厲行禁教.結果導致明末開始與西方的科學文化交流中斷.也正是這個時期西方進入工業(yè)革命,科技突飛猛進,清政府卻對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無知,特別是對此時興起的民權思想未有接觸,中西文化出現一大隔閡.

　　三代（夏商周)：中國古代文化的雛形開始形成,可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源頭”,與這個源頭聯系比較密切的文化熱點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僅就中國文化“源頭”看,重點掌握三個方面：—是記錄和傳播文化的載體趨向成熟----文字(甲骨文),形成了中華文化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二是創(chuàng)立了記錄時間的方法——干支紀日法,中華民族對歷史的變遷有了明確的時間觀念.三是形成了認識世界的哲學方法——《易》.重點是古人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古代文化的全面奠基時期.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靈,魂”,產生了中國古代文化兩位杰出的“形象代言人”：老子和孔子.反映了古人對自然、人生和社,會的幾類不同的思考,主要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

　　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和發(fā)展時期.科技文化大發(fā)展,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向結合,奠定了中國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為后世文化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文化體現了統(tǒng)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之初奮發(f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統(tǒng)一王朝的恢弘氣度.突出代表：氣勢雄偉的萬里長城(長城精神)、威武氣派的秦始皇兵馬俑和貫通古今的《史記》,思想上的大—統(tǒng).尤其是《漢武大帝》的熱播,與之有關的內容應引起一定的重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秦漢文化高潮過去后的平淡”,相對于前一個階段,少了些氣勢,多了些平淡與細膩.具體表現：文化科技繼續(xù)進步,思想方面儒、道、釋開始互相滲透,佛教盛行、藝術異彩紛呈,具有鮮明的民,族融合特色.

　　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帶來古代文化的全面輝煌.兼收并蓄、全面輝煌、澤被后人、影響周邊,世界領先、地位突出(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中國古代文化輝煌的代表.

　　宋元時期：中國古代文化的又一高峰.中國傳統(tǒng)科技的代表四大發(fā)明中有三大發(fā)明在這個階段,商品經濟對文學藝術的影響凸顯,是中國古代文化發(fā)展中的新現象,應引起重視.

　　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尾聲,承古萌新,西學東漸.明清兩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承古萌新,是這一個時期文化的特點.承古：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繼問世；古典文化進入總結時期,官方組織編撰大型圖書成就突出,體現民族文化的博大氣象.萌新,帶有反封建色彩的民主啟蒙思姑娘想產生；市民文學興起,小說成為文學的主流,西學東漸.

　　從文化發(fā)展的角度：重點是先秦時期、隋唐時期和明清時期；從社會的變遷對文化的影響角度；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漢時期和明清時期.從文化轉型的角度：宋元時期和明清時期.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隨筆（三）——儒家思想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中華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tài)的總匯.從外延上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含了歷史上形成的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的許多文化形態(tài),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從內涵上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要代表的、廣泛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主流觀念和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禮”.“禮”是指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另一個經常與“禮”相提并論的范疇則是“樂”.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禮樂文化”.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別于西方文化的特質.

　　所謂“禮”、“樂”,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動.“禮”本是指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活動中的一些儀節(jié)規(guī)范；而“樂”則是與這些禮儀活動相配合的樂舞.后來“禮”、“樂”的所指逐步擴大化、系統(tǒng)化,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禮儀活動以及與其相配合的樂舞都被泛稱為“禮”“樂”.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謂的“夏禮”、“殷禮”和“周禮”,匯集成為一整套典章、制度、規(guī)矩、儀式,乃至于包括關于禮治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西周初年,偉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據前世流傳下來的禮俗并根據時代需要加以損益而“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與當時的宗法社會相適應的禮樂制度,通過“禮樂”的形式把階級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制度化、固定化,使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wěn)定和諧的狀態(tài)之中,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極盛期.

　　至春秋時代,隨著社會形態(tài)的演變和政治格局的變遷,逐步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有鑒于此,偉大的思想家孔子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創(chuàng)造性地以“禮樂”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體系,使“禮樂”成為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孔子從哲學本體論和社會歷史觀的角度,對“禮樂”進行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闡釋和論證,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關于生命本質與意義目標的基本觀念,創(chuàng)擬了旨在讓社會各階級（階層）在“禮樂”的約束下和諧共處的社會理想,并使古老的“禮樂”觀念逐步升華為全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使“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內容.此后,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的進一步發(fā)揚光大,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日益興盛.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學說更上升到國家法典的高度,不僅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guī)缀醯玫缴鐣麟A層的認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開創(chuàng)的儒學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響力的學派.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其目的和功用是從外部對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在行為和思想方面進行教化、約束和規(guī)范；而“樂”則與“禮”相輔相成,從內心感化、誘導人們對“禮”（亦即各種社會規(guī)范和約束）的衷心認同.禮樂配合,以禮修身,規(guī)范人們思想行為；以樂治心,感化人們自覺地按照“禮”的規(guī)范來行事,保持人們內心的平衡,從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個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儒家“禮樂文化”的精髓就是《論語》所提出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社會和諧思想,這也是儒家“禮樂文化”的普世價值所在.眾所周知,儒學基本上是一種關于社會倫理的學說,它是探討宗法等級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學問.“禮樂”是儒家傳統(tǒng)倫理思想道德規(guī)范體系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觀念.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也是一項倫理道德原則與規(guī)范.“禮樂”是用來調整和制約人的行為的.它調節(jié)著人的主觀欲求和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能夠維持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tài).孔子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禮記·禮運》）可見,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禮”的功用就是教化人們按照規(guī)范正確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其他社會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說,“禮樂”是為了應對社會穩(wěn)態(tài)結構的需求而產生的.

　　“禮之用,和為貴”,高度概括了儒家“禮樂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據這一“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主張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發(fā)生矛盾與沖突時,應采取寬容、謙讓的態(tài)度,這樣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也有助于使整個社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當然,儒家所主張的“和”并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調和,而是在一定條件和原則下的諧和、融合.所以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寬容禮讓、謙恭善良、求大同存小異的道德傳統(tǒng),正是這種“貴和”（即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長期影響和積淀的結果.

　　儒家禮樂文化的本質特點,是把“親親”的血緣關系與“尊尊”的社會政治關系結合在一起,在“禮”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應的規(guī)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為的社會政治關系之中,使之成為社會政治等級中的人；同時又把理想的政治社會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緣基礎之上,形成以“禮樂”文化為表征的宗法等級社會.與此同時,儒家禮樂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禮樂的制度規(guī)范性與藝術熏陶性的特點,對自然的人進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納入到政治性倫理性軌道上來,使社會成員都成為“克己復禮”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自覺遵守社會倫理規(guī)范,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和諧的目的.而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就是為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而在制度層面、倫理層面和儀節(jié)層面所制定的一些規(guī)范和原則.不言而喻,沒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會道德建設的規(guī)范和原則,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的“大同”社會.儒家禮樂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禮樂展現和處理人際關系,進行社會調節(jié)和管理.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通過引導社會各個階層按照“禮樂”的規(guī)范和原則來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種良好的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達到建立和諧融洽的社會人際關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精神,對中國周秦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廣泛而深刻地滲透于古代社會的政治、法律、軍事、教育、宗教、倫理和文化藝術之中,成為人們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為社會習俗風尚的底蘊,形成周秦以來的數千年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當然,我們說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對我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并不是說儒家禮樂文化盡善盡美,也不是說我國古代社會在制度層面和思想層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極、落后的因素都應歸咎于儒家禮樂文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孔子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蘊含著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如“和為貴”的思想、“仁愛”的精神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原則等等,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社會價值.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儒家禮樂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過時的、消極的、落后的內容.比如對社會等級的過分強調,對人性情欲的過分節(jié)制等等,都有矯枉過正之嫌.此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一些消極、落后的思想觀念表面看來似乎來源于儒家禮樂文化,但實際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導的“禮”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當一部分是后世極端專制王權時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漢代以后確立的“三綱五?！睂W說,雖然與孔子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內在聯系,但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君臣、父子雙方的要求是對等的,即要求雙方都要依“禮”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漢代以后所確立的“三綱五常”則強調君、父的絕對權威,以君臣關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當誅”,無論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觀念中卻不是這樣的!如《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定公向孔子咨詢應該怎樣處理君臣之間的關系,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可見孔子這里強調的是君臣之間對等的以“禮”行事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只強調“臣忠”.又如孟子在見齊宣王時,齊宣王詢問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他們這樣以臣弒君對不對?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見,孟子的君臣思想與后世的“三綱五?！庇^念是大相徑庭的.從而可知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所倡導的禮樂文化并不能與后世的“禮教”簡單地劃等號,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禮教”中一些過時、消極、落后的內容完全歸咎于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經過創(chuàng)造性的借鑒和轉換,完全可以成為我國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當然,我們對儒家禮樂文化的借鑒并非簡單的繼承,而是批判地繼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原有的作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一些過時的、落后的內容必須堅決摒棄,其過分節(jié)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應該予以消除或調整,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儒家禮樂文化的“和諧”精神完全可以幫助我們適當地解決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在社會道德、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家庭和社會秩序等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從而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和諧,保證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fā)展.因此,我們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宗旨,用現代意識和眼光挖掘傳統(tǒng)禮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發(fā)揚中華民族重禮節(jié)、尚美善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建構與現代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禮儀規(guī)范和審美情趣.我們相信,通過吸收儒家傳統(tǒng)禮樂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完全可以實現傳統(tǒng)與現實的對接,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現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規(guī)范、倫理規(guī)范和禮儀規(guī)范,并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性化的新型社會.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隨筆（四）——中國文化

　　于中國文化，不知道你了解多少，她畢竟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史，她有“威武不能屈”意志，又有“富貴不能淫”的高尚品格，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氣質，還有“君子坦蕩蕩”的氣拔山河的豪情壯志……這些都無時無刻不反映著中國的燦爛文化。

　　中國自古就有“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雖看起來不很起眼的幾字卻蘊藏著巨大的人生哲理，把中國文靜化推向高潮。而作為炎黃子孫，我們該為中國文化出一份力。

　　肯定有人想問我什么是“為中國文化出一份力”，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中國文化是以德、謙、虛和寬容這四大類為主，這時肯定又有人要問什么是德、謙、虛和寬容，我的回答是：德也就是道德，德這個字在古代隨處可見，在古代我們的祖先孔子教導我們要“仁”，“愛人”等思想主義，到現在孔子的思想對中國文化有很大的影響。你想連古代都為中國文化做出了一份力，現代的我們是不是也要出一份力呢！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的課程。

　　謙就是謙讓，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從這句話體現出謙讓是遇到困難是的靈丹妙藥，使一切仇恨化為烏有，謙讓是一種深厚涵養(yǎng)，它能陶冶情操，帶給你心靈的寧靜。曾經，在戰(zhàn)國時期，有一個故事我想大家都聽過就是廉頗和藺相如的故事……

　　虛就是謙虛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啰嗦了……

　　總之，人應該端正態(tài)度，完善自己，為中國文化出一份力！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隨筆（五）——唐詩

　　淡去了刀光劍影，漸遠了鼓角爭鳴。穿過歷史的煙云，我們仿佛看到了宏偉的唐朝。唐朝的雄渾氣度有魅力，唐朝的精美陶瓷有魅力，唐朝的繁榮昌盛有魅力，而最有魅力的我認為還是唐詩。

　　唐詩的魅力在于它所體現的氣度與強盛。從“將軍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到“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從“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從“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到“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唐人恢弘的氣度、豪邁的氣概和非凡的自信自然融入到這些唐詩中，透視出唐朝國力的強盛，沒有什么東西像唐詩一樣可以穿越千年向我們傳遞如此精微的信息。它就是一部詩化的史書，研究唐代歷史，我們沒有理由不研究它富于魅力的詩歌。

　　唐詩的魅力在于它所描繪的細膩與美妙。蘇軾評論王維詩歌時說，“品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你看那“明月松間照，清泉石山流”，怎能說不是一幅靈動的山水畫?“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張若虛的《清江花月夜》豈不是一幅神韻飛動的水墨彩圖?唐朝風景太多太美，以至有這么多樂山樂水的詩人?；厥浊?，大唐的風景似乎還在眼前。唐詩如畫卷，收藏著唐朝秀美的風景，以至使我們分不清到底是唐詩的魅力，還是山水本身的魅力。

　　唐詩的魅力在它所表達的人格與精神。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他的弊端，唐朝既是輝煌的，又是糜爛的。值得慶幸的是，總有一群時代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在為天下蒼生奔走呼告。在唐代，這種聲音最深沉的當屬杜甫。杜甫一生窮困潦倒，可他卻十分關心民生疾苦。無論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感嘆，還是“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沉吟，都無不傳達出他對戰(zhàn)爭的厭惡和憂國憂民的沉痛感情。唐詩因杜甫等人低沉有力的吟唱而具有一般詩歌無法比擬的魅力，它已不再是純粹的文學創(chuàng)作，而是崇高精神的吶喊。

　　唐詩的魅力遠不只這些，它是中華民族古典文化的瑰寶。因為無窮的魅力，它涉過時間的長河流傳千年;因為無窮的魅力，它突破語言的壁壘廣為流傳;因為無窮的魅力，它超越一個鼎盛時代的一切，抽象為唐代的符號。唐詩的魅力無限，唐詩的魅力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