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郭沫若著《十批判書》

　　約莫十年前，馮友蘭先生提出“釋古”作為我們研究古代文化的態(tài)度。他說的“釋古”，是對向來的“尊古”“信古”和近代的“疑古”而言，教我們不要一味的盲信，也不要一味的猜疑，教我們客觀的解釋古代。但這是現(xiàn)代人在解釋，無論怎樣客觀，總不能脫離現(xiàn)代人的立場。即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就根據(jù)了種種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變化，而不像從前的學者只是就哲學談哲學，就文化談文化。這就是現(xiàn)代人的一種立場?，F(xiàn)代知識的發(fā)展，讓我們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經(jīng)濟社會分不開的，若將文化孤立起來討論，那就不能認清它的面目。但是只求認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會作用，只以解釋為滿足，而不去批判它對人民的價值，這還只是知識階級的立場，不是人民的立場。

　　有些人看到了這一點，努力的試驗著轉換立場來認識古代，評價古代。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戰(zhàn)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是這個試驗并不容易，先得對古代的紀錄有一番辨析和整理工夫，然后下手，才能有些把握，才不至于曲解，不至于公式化。而對人民的立場，也得多少經(jīng)過些實際生活的體驗，才能把握得住;若是只憑空想，也只是公式化。所以從迷信古代，懷疑古代到批判古代，中間是得有解釋古代這一步工作才成。這一步工作，讓我們熟悉古代文化，一點一滴的將它安排在整個社會里來看。我們現(xiàn)在知道若是一下子就企圖將整個古代文化放在整個社會機構里來看，那是不免于生吞活剝的。

　　說到立場，有人也許疑心是主觀的偏見而不是客觀的態(tài)度，至少也會妨礙客觀的態(tài)度。其實并不這樣。我們討論現(xiàn)實，討論歷史，總有一個立場，不過往往是不自覺的。立場大概可別為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代的;或此或彼，總得取一個立場，才有話可說。就是聽人家說話，讀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總有一個立場。立場其實就是生活的態(tài)度;誰生活著總有一個對于生活的態(tài)度，自覺的或不自覺的。

　　對古代文化的客觀態(tài)度，也就是要設身處地理解古人的立場，體會古人的生活態(tài)度。盲信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愿望投影在古代，這是傳統(tǒng)的立場。猜疑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經(jīng)驗投影在古代，這倒是現(xiàn)代的立場。但是這兩者都不免強古人就我，將自己的生活態(tài)度，當作古人的生活態(tài)度，都不免主觀的偏見?？陀^的解釋古代，的確是進了一步。

　　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態(tài)度，這才能親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

　　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結束的時候，郭沫若先生寫成了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轉換立場來研究中國古代的第一部系統(tǒng)的著作，不但“博得了很多的讀者”，也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箲?zhàn)以來的許多新史學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這部書的啟示。但是郭先生在《十批判書》里，首先就批判這部書，批判他自己。他說: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一九三○年發(fā)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xiàn)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有的朋友還沿用著我的錯誤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

　　我們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

　　但是他又說:關于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我前后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工夫，現(xiàn)在是能達到了能夠作自我批判的時候，也就是說能夠作出比較可以安心的序說的時候。

　　我們也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在《后記》里又說: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我徹底剿翻了?？脊艑W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范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

　　有了上段說的“將近十五年的工夫”和這兒說的“準備和耕耘”，才能寫下這一部《十批判書》。

　　最重要的，自然還是他的態(tài)度?！逗笥洝防镆舱f得明白:批評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斷獄一樣，須得十分周詳，然后才不致冤曲。法官是依據(jù)法律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jù)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我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軻，也因為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的。

　　這“人民本位”的思想，加上郭先生的工夫，再加上給了他“精神上的啟蒙”的辯證唯物論，就是這一部《十批判書》之所以成為這一部《十批判書》。

　　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對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釋和新評價，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獨見。這些解釋和評價的新處，《后記》中都已指出。郭先生所再三致意的有兩件事:一是他說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不是新意義的封建社會。二是他說“在公家腐敗，私門前進的時代，孔子是扶助私門而墨子是袒護公家的”。他“所見到的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yōu)榉饨ㄉ鐣哪莻€上行階段中的前驅者”，而墨子“純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場的人”。這兩層新史學家都持著相反的意見，郭先生贊同新史學家的立場或態(tài)度，卻遺憾在這兩點上彼此不能相同。我們對于兩造是非很不容易判定。但是仔細讀了郭先生的引證和解釋，覺得他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后一件上，他似乎是恢復了孔子的傳統(tǒng)地位。但這是經(jīng)過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估定的，孔子的價值，跟從前的盲信不能相提并論。

　　聯(lián)帶著周代是奴隸社會的意見，郭先生并且恢復了傳統(tǒng)的井田制。他說“施行井田的用意”，“一是作為榨取奴隸勞力的工作單位，另一是作為賞賜奴隸管理者的報酬單位”。他說:井田制的破壞，是由于私田的產生，而私田的產生，則由于奴隸的剩馀勞動之盡量榨取。這項勞動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壞了井田制的原動力！這里用著辯證唯物論，但我們不覺得是公式化。

　　他以為《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三個字“確是新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因為在這時才正式的承認了土地的私有”?！斑@的確是井田制的死刑宣布，繼起的莊園制的湯餅會?！?span id="pjxnpd1" class='f5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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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tǒng)之所以為傳統(tǒng)，有如海格爾所說“凡存在的總是有道理的”。我們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的破壞傳統(tǒng)是不公道的。郭先生在新的立場上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tǒng)，雖然他所依據(jù)的是新的道理，但是傳統(tǒng)的繼續(xù)存在，卻多少能夠幫助他的批判，讓人們起信。因為人們原就信慣了這些傳統(tǒng)，現(xiàn)在意義雖然變了，信起來總比較嶄新的理論容易些。郭先生不但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tǒng)，還闡明了一些，找補了一些。前者如“呂不韋與秦王政”，闡明“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同政見上，完全是立于兩絕端”。“呂不韋是代表著新興階層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fā)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扭轉。”這里雖然給予了新評價，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對呂不韋找沖突，是傳統(tǒng)里有的。

　　后者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tǒng)里已經(jīng)失掉的一些連環(huán)，郭先生將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jù)。特別是稷下黃老學派，他是無意中在《管子》書里發(fā)現(xiàn)了宋钅開、尹文的遺著，因而“此重要學派重見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莊，下及荀、韓，均可得其聯(lián)鎖”。他又“從《墨經(jīng)》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辯者有兩派的不同”:“上篇盈堅白，別同異”，“下篇離堅白，合同異”?！斑@個發(fā)現(xiàn)在《莊子》以后是為前人所從未道過的”。

　　對于名家辯者的一些“觀念游戲”或“詭辭”，他認為必然有它們的社會屬性。如惠施的“山淵平，天地比”，“是曉示人民無須與王長者爭衡”，高低原只是相對的。又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可以演繹為“暴人非人”，那么殺暴人非**，暴政就有了借口。

　　郭先生的學力，給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實的根據(jù)，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戰(zhàn)生活，使他親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場。他說“現(xiàn)在還沒有達到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然有時也不免要用辯論的筆調”。他的辯論的筆調，給讀者啟示不少。他“要寫得容易懂”，他寫得確是比較容易懂;特別是加上那帶著他的私人情感的《后記》，讓人們更容易懂。我推薦給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們，請他們都讀一讀這一部《十批判書》。

　　《大公報》，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