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觀察人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yōu)樽x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nèi)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xiàn)在讓我來談?wù)勎易约旱南敕ā?/p>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 批判 是什么樣的 批判 ，是不是我自己經(jīng)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 打倒 聲的 批判 ？說實話，這種 批判 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于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里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yǎng)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么，他們有著什么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guān)進 牛棚 的時期，雖然沒有經(jīng)過任何法律手續(xù) 造反派 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quán)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于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 外調(diào) 的人，盡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fā)脾氣**，或者說假話騙人，盡管他們降低身份拼命學習傳統(tǒng)戲里壞人干的那些栽贓陷害和 逼供信 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并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 工宣隊 或者 軍代表 。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經(jīng)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里在想些什么。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癡，總會有一點點收獲吧。我的收獲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復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 高大泉（全） 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 座山雕 那樣的壞人。只有 四人幫 才想得到什么 三突出 、 高起點 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臺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xiàn)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 為革命學習外語 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 革命 ，那么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 為革命吃飯 ， 為革命睡眠 。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 革命 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zhì)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著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 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并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并沒有讀者愿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說里寫高老太爺臨死前 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 ，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 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 。很簡單，高老太爺并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我并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著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只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里，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并不懂 為革命吃飯 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 劃清界限 。至于高老太爺，據(jù)我那時的觀察和后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泄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 美化 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 敗筆 。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里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么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會在 四人幫 身上借尸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復雜的，他的頭腦并不像評論家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fā)現(xiàn)過正在斗爭著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占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后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著框框他們?nèi)菀椎贸鼋Y(jié)論，不過這結(jié)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志在上海創(chuàng)刊，上面發(fā)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 消極因素 。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么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wèi)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wù)。我也只是發(fā)發(fā)牢騷而已。

　　但 四人幫 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quán)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fā)牢騷了。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