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讀后感：求與無求，爭與無爭


讀楊絳所著《我們仨》，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一種清明的睿智。她寫道，“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nèi)齻€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br />
這無求與無爭，書中例子俯拾皆是，且大多是以錢鍾書拒絕的姿態(tài)表現(xiàn)的。

1935年，錢鍾書與楊絳在牛津求學，當時有一位富翁的弟弟是漢學家，專研老莊哲學，是牛津某學院的駐院研究員。這位富翁勸錢鍾書放棄中國區(qū)區(qū)不足道的獎學金，改行讀哲學，做他弟弟的助手，被錢鍾書拒絕了?！胺艞壸约簢业莫剬W金而投靠外國富翁是決計不干的?！边@件事我想更多層面上是一種金錢上的誘惑，中國有句古話：吃人嘴短，拿人手軟，堅持經(jīng)濟上的獨立，某種程度上就是堅持人格的獨立與自由。

1941年，錢鍾書向暨南大學求職，當聽說要頂替別人時，便一口拒絕了，因為“他絕不肯奪取別人的職位”，而這個別人，錢鍾書并不相識，也并不是有其它高薪職位在等著他，所以勇于拒絕，敢于拒絕。事實上，后來是楊絳的父親將震旦女校兩個鐘點的課讓給了錢鍾書，才使他免于失業(yè)，所以說，錢鐘書的這次拒絕難能可貴。

仍是1941年，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有事來上海，親來聘請錢鍾書回校?！扒迦A既已決定聘請錢鍾書回校，聘書早該寄出了。遲遲不發(fā)，顯然是不歡迎他。既然不受歡迎，何苦挨上去自討沒趣呢？錢鍾書這一輩子受到的排擠不算少，他從不和對方爭執(zhí)，總乖乖地退讓。他客客氣氣地辭謝了聘請?！边@件事情顯然有著我不了解的內(nèi)幕，這次拒絕雖然被動，但是驕傲。

抗戰(zhàn)勝利后，很賞識錢鍾書的朱家驊許他一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的什么職位，錢鍾書立即辭謝了，他認為那是根“胡蘿卜”。楊絳寫道：當時我不懂“胡蘿卜”與“大棒”相連。壓根兒不吃“胡蘿卜”，就不受“大棒”驅(qū)使。這次拒絕很著名，很多報刊雜志都轉(zhuǎn)載過。可能在某些人看來，這是根太有誘惑力的“胡蘿卜”，而錢鍾書始終保持著他的學者本色。

1952年，錢鍾書調(diào)至文學研究所，但卻被借調(diào)至古典組，選注宋詩。他很委屈，他在大學里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放棄外國文學研究而選注宋詩，他并不愿意。不過，錢鍾書“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調(diào)在古典文學組里，從此沒能回外文組。我想，任何一位學者都是把自己的專業(yè)研究方向視若生命的，他的“與人無爭”由此可見一斑，低頭，有時更是種智慧。

1975年國慶日，當時正擔任毛主席詩詞翻譯工作的錢鍾書，得到國宴的請?zhí)埩瞬〖?。江青請他們夫婦游園，錢鍾書急急稱病，楊絳則聲稱要照顧病人。與此相映照的一件趣事是，1945年，錢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只有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楊絳喜出望外，原來是因為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于是他便趁早溜回來了。不事權(quán)貴，不慕虛榮，反而使他們有一種出世的智慧。

1982年，錢鍾書被聘為文學所顧問，他力辭得免，高興地對楊絳說“無官一身輕”，同時對出國訪問之類，也一概推辭。他的小說《圍城》被改編為電視劇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對此他說“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要有怎樣的徹悟與睿智，才能如此淡泊名利，心如止水？

然而，讀《我們仨》時，也能時時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又是有所求、有所爭的，那就是對讀書、做學問的孜孜以求，對寶貴韶光的爭分奪秒。

在牛津讀書時，錢鍾書和楊絳租住了一間屋，楊絳最大的意見是，“他來一位客人，我就得犧牲三兩個小時的閱讀，勉力做賢妻，還得聞煙臭，心里暗暗叫苦。”再加上伙食不好，于是想方設(shè)法搬了家。

在巴黎時，他們租住在咖淑夫人家，原本是搭伙的，可是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豐富，菜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飯可消磨兩個小時，于是愛惜時間的他們便自己做飯了。錢鍾書在巴黎大學學習時，覺得為一個學位賠掉許多時間，很不值當，他白費功夫讀些不必要的功課，想讀的許多書都只好放棄，因此不想再讀什么學位，只按自己定的課程讀書。

49年，楊絳初到清華教書時是兼任教授，即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因為按清華舊規(guī)，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墒呛髞?，即使可以轉(zhuǎn)為專任教授，她仍堅持做“散工”，因為可以逃避開會，那可以節(jié)省下大把的時間呵。

大約50年左右，錢鍾書曾遭人誣陷，對此，楊絳寫道，“我覺得媒孽者倒是無意中幫了他的大忙，免得他榮任什么體統(tǒng)差事，而讓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園地。”是的，錢鍾書只求做好本職工作，能偷功夫讀他的書，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時間，這是他最珍惜的。

50年代，“三反”、“洗澡”、“大鳴大放”、“反右”等政治運動層出不窮，錢鍾書和楊絳卻從未間斷過工作，錢鍾書總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讀書，而楊絳則“以勤補拙”，盡量讀工作范圍以內(nèi)的書。

文革期間，錢鍾書、楊絳雙雙淪為“牛鬼蛇神”，即使在這樣艱難的境地里，讀書和工作也從沒停頓過，“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76年11月，錢鍾書所著、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學術(shù)專著《管錐編》初稿完畢，楊絳則譯完沉甸甸、共計八冊的《堂吉訶德》，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他們的時間都去哪兒了。

錢鍾書學問好到什么程度？愛書如命的他在巴黎大學是這樣學習的，“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后來又加上意大利文”，解放后則先后擔任過毛選翻譯委員會工作、英譯毛主席詩詞小組成員。錢鍾書家最安樂溫馨的場景是三人各占據(jù)一張書桌，各自工作，各不相擾。

求與無求，爭與無爭，實在耐人尋味，什么時候，我輩人才能如此舉重若輕，云淡風輕？楊絳有一首意味深長的譯詩：

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shù)；
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準備走了。

這讓人更加仰慕他們的大師胸襟，學者風范。